我叫张为民（化名），是云南省曲靖市的一名普通居民。2013年，我因举报所在社区的土地违法问题，命运被拖入一场长达十二年的漩涡。从国家督察机构的明确批复，到令人费解的选择性执法；从暴力殴打致残，到“被入罪”判刑；从医保报销无门，到举报信息疑似泄露……我的经历，或许能折射出基层监督的困境与举报人维权的不易。
2013年，我发现所在的外山口社区（化名）存在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，随即开始实名举报。2014年，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调查后，下达了明确的《督察意见书》，要求对违法土地进行退耕并恢复原貌。
然而，这份由国家权威部门作出的决定，在基层遭遇了“软抵抗”。在顾某、宁某、朱某、唐某、陈某（均为化名）等当地一批官员的庇护下，外山口社区至今拒不执行退耕复垦。一面是国家部委的红头文件，另一面是地方“保护伞”的推诿拖延，国家的政令在这里似乎“卡了壳”。
我的举报显然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。2015年，我被街道办事处安排去修路，期间遭多名不明身份人员殴打，导致身体残疾。公安机关虽立案，但调查最终“不了了之”。
2020年，我拆除了圈占本应退耕土地的围墙约4.8米，意图耕种。一个月后，我被连夜带走，起初以“故意损坏财物”论处，随后罪名竟变更为“寻衅滋事罪”，最终获刑两年。当时，恰逢我所举报的某些官员处于升迁考察的关键期。这仅仅是巧合吗？我坚信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、利用司法手段进行的打击报复，目的就是让我“闭嘴”。
为何村长家拆除20多米的围墙和一间房为何无事？
在整件事中，一个鲜明的对比令人困惑：对我个人行为的查处，可谓“雷厉风行”，从治安案件迅速升级为刑事案件。然而，对于国家土地督察机构早已明确定性、要求整改的土地违法行为本身，相关责任单位与人员却始终安然无恙，违法状态持续至今。
这种“对人严厉、对事宽松”的选择性执法，不禁让人质疑：执法的尺度和标准究竟是什么？是依事实和法律，还是依对象的身份和背后的关系？法律本应是无差别的利剑，为何在此案中，似乎出现了两套标准？
2024年底，我因病住院，却发现正常缴纳的城乡居民医保无法报销，全部医疗费用需自付。这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2025年3月，我向云南省纪委举报。然而，同年10月，曲靖市纪委工作人员违规在社区约谈我并要求签字，此举严重违反办案纪律。不久，我的举报人身份及举报内容疑似被泄露，而举报事项本身却石沉大海。2025年10月，我赴省纪委要求督办，至今无果。
十二年来，我从未放弃，却也从未走出这个怪圈：
1.国家权威何以落地？ 国家土地督察局的督办意见，为何能在地方被架空十余年？是谁在充当“保护伞”，让中央政令在“最后一公里”失灵？
2.打击报复何以成体系？ 从暴力伤害、司法构陷，到民生权利（医保）被卡，再到举报信息被泄露，这仅仅是孤立事件，还是一套针对举报者的“组合拳”？
3.选择性执法为哪般？ 为何对举报人“依法严惩”，对明确的土地违法行为却“手下留情”？执法公正的底线在哪里？
4.监督渠道何以畅通？ 当举报人历经艰辛将问题反映至上级纪委，为何遭遇的是程序违规、信息泄露和结果沉寂？这堵“无形的墙”究竟是如何形成的？
5.举报人安全谁保障？ 如果依法监督要以健康、自由、乃至基本生活保障为代价，谁还愿意、谁还敢站出来？
我写下这些，不为攻击个人，只为追寻真相与公道。我以亲身血泪经历，恳请上级有关部门与社会舆论关注：
我恳请，由更高层级、更独立的调查组介入，彻查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2014年督办事项至今未落实的真正原因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及“保护伞”的责任。
我恳请，依法重新审查我“寻衅滋事罪”的判决，查明是否存在为堵举报之口而滥用司法权力的行为。
我恳请，立即调查并纠正我的医保报销问题，查明是否存在人为设置的障碍。
我恳请，严肃追究曲靖市纪委工作人员违规谈话、泄露举报人信息的相关责任。
我恳请，严肃审视此案中暴露出的“选择性执法”问题，让法律的执行回归事实本身，而非对象是谁。
公道或许会迟到，但不应永远缺席。我的遭遇，不应只是又一个沉没的声音。它应当成为一个契机，推动基层治理的清风，筑牢保护依法举报者的防线，让每一次正义的呼唤，都能得到制度认真而温暖的回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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